“我这一辈子，不说书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”｜纪念单田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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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下午3点30分，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心脏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，享年84岁。

新京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单田芳孙女单子惠，据她透露单田芳因肺部感染于今年六月初入院接受治疗，11日突然心脏衰竭，先生去世时面容安详宛如熟睡，没有任何痛苦，并通过新京报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，单子惠表示灵堂将于13日设置在家中，家人都很平静，在忙于安排后事相关事宜。直至临终前，单田芳还在病床上翻阅《三国》，关心着孙女的孩子上幼儿园的日常。

据悉单田芳先生的遗体已于昨日17点30分左右离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，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单田芳先生告别仪式将于2018年9月15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。

单田芳于1934年11月11日（农历）出生于天津，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，并在此崭露头角。2000年，单田芳先生罹患胃癌，接受手术治疗后，先生仍然不放弃自己热爱的评书事业，毅然继续创作并录制了后续20余部电视和广播评书作品，其中大多数为经过重新创作和修改的新式评书。单田芳先生共录制：广播和电视评书110部，共计超12000余集，500多家电台、电视台播出，节目时间约6000余小时，整理编著超17套28种传统评书文字书稿。代表作：《隋唐演义》、《童林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白眉大侠》、《水浒外传》、《乱世枭雄》等。　　

人们熟悉单田芳那略带沙哑的嗓音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如今，再无下回。2011年年初单田芳出版了自传《言归正传》，讲述自己的故事。新京报记者在该书出版前曾和单田芳有过一次深度采访，那年老爷子76岁，在他北京的家中缓缓开腔，感慨万千。如同评论人何殊我所说，单田芳先生在民间的影响力曾一度超越金庸。自此之后，“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就到这里了”，但那些沙哑嗓音里讲述的故事会一直留下。

采写｜新京报记者  武云溥 

曾想当医生，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

我家是世家，从爷爷辈到父辈，都是搞曲艺的，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。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，“下九流”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，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，确实心酸。

我生在天津，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。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，我母亲唱大鼓，父亲是弦师，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——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，说完一段书，拿个小笸箩，下去给人敛钱。一段书三分钱，“捧场了捧场了”，就这么喊。人家爱给就给，不给钱也没辙。当时我心里觉着，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，我可不愿干这个。

单田芳全家福。图片出自《言归正传：单田芳说单田芳》/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提供

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，想的是念书考学。1953年高中毕业，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想当医生，穿个白大褂，戴个听诊器，往屋里一坐，多绅士啊，起码不受风吹日晒。可是赶上得场大病，上不成学了。家里人说，你还是学评书吧。

虽然我那会儿不会说评书，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，可是因为家里的熏陶，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，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，说评书的、唱大鼓的、说相声的，他们每相聚在一起，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，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，就叫我做记录，尽管我那时不会说书，但做的记录太多了，像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英烈》《五虎平西》《呼杨和兵》《三侠五义》等书，都做过详细记录，那会儿年轻，脑子好使，听一遍就忘不了，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，但满肚子都是书。

单田芳（左）与师父李庆海。

第二年，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，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。按辈分我师父是庆字辈的，我应该是田字辈的，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。我就开始每天跟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他说《小五义》，他在台上说，我在台下记录，到了晚上师父开始给我上课，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，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。

评书其实就是口头作文，有很多不合乎语法的口语化表达，包括歇后语、家乡话。我们都是提前打好腹稿，词儿很多是临场发挥。

如果我没记错，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，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，到了1957年，我已经成小红人了。

四海为家苦漂泊，44岁重返舞台

刚解放那会儿，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，也有了社会地位，打心眼里高兴。走合作化道路，成立人民公社，我在辽宁鞍山定居，说书也算小有名气，不觉得这行低贱了。这辈子两次新生，全国解放算头一回。

要说第二次新生，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，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，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，被下放到了农村。

从小生长在城市，我是苗草不分，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。而且我下放那地方，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，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。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，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，是毛粮，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，哪够吃？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，咱是外来户，戴着“帽子”下来的，人生地不熟，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。

单田芳，摄影 / 新京报记者郭延冰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。为了糊口，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，坚持了四年，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。我心想这样下去，非死在这儿不可。与其等死，不如铤而走险。

我就跑了。

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，当时吃饭要粮票，住宿要介绍信，到处都有民兵，天罗地网，你能跑到哪里去？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，就在外头漂流。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，好多地方。为了维持生活，我跟别人学会制作一种手工艺品，叫“水泡花”，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，叫我女儿去卖。人家一看，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，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，就都来买。除掉工本，一瓶能挣几分钱。积少成多，攒到几块了，就能买粮吃。苞米面一斤三块钱，那也得买，也得活着。

《言归正传》

作者: 单田芳 
版本: 中国工人出版社  2011年1月

四年多在外边漂流，做梦也没想到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，落实政策，平反冤假错案。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我还在外边漂着呢，是有朋友告诉我，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，有说理的地方了。我心想“平反昭雪”这词，古书里边有，现如今不可能。朋友说不骗你，党中央给做主了。

1978年，我恢复名誉，恢复公职，迁回城市，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——共计八千多块钱。那年，我44岁，重返舞台。

嗓子动了三次手术，满嘴都是假牙

要说我这嗓子，也是在那会儿落下的毛病。因为落实政策的事，一直迟迟不能解决。着急上火，我的嗓子出了问题，几乎说不出话来，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，右耳朵也聋得不行。后来，又忙着恢复茶社，成立新的书曲队，着急上火嗓子坏了，耳朵聋了。动了三次手术，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，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，牙就疼，从来没有间断过，开始戴牙套演出，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，得适应很长时间，刚合适了，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，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，作为一个评书演员，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，牙出了毛病，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。到了1984年，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，换了一口假牙。

2010年12月22日，单田芳接受新京报专访。 孙纯霞 / 摄

俗话说，牙疼不算病，疼起来真要命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，总是忍着牙疼，说书录书，或到各地去演出，满口假牙安好之后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。你想，满口塑料嵌在牙床子上，那是一种什么滋味？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，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。大夫给我打麻醉针、镇痛剂，我是镇痛片不离手，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，我的上牙龈肿了，还化了脓，长了好几个脓包，不敢吃饭，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，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，我只好忍痛坚持，在我临上场前，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，叫他把我上牙龈的脓包全挑开，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，同事们下不了手，我就找来一面镜子，忍着痛自己挑，挑破之后，往外挤脓，当血水淌净了之后，就不那么疼了，然后我又戴上假牙，坚持去演出，演出结束后，我头痛欲裂，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。即使这种情况，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。

日均一亿观众收听，全在自家录制

说书这行当，到改革开放以后，又是新局面。书还叫评书，说法不一样了。我的理解，在茶社里说书，面对观众，有随意性，随便动弹动弹，说点车轱辘话，说完一段抽根烟，都没关系。电台不行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，没有观众。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，要求更严格。

开始不适应，录音的时候，面对麦克风，空无一人，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，怎么整呢？我想了一个办法：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，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，还有俩监听的，还有个主任，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，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一想，就拿他们当观众，他们也是人，我在里边说，看外边他们的表情。我一抖包袱，他们龇牙一乐，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。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，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，没把他们说住，我得注意了。

改革开放后每天收听单田芳评书的观众超过1亿人次

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，书录得更勤快了。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，后来我自己办公司，租用录音室，一来费用较高，第二个，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，有时候堵车，急死也过不去。我一看，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，就是墙上贴隔音板，地上铺地毯，麦克风买好点的，门加厚点关上，我在家也能录。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，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。睡不着啊，工作积压在一起，全国四百多家电台，都有“单田芳书场”，每天超过一亿听众，我得供上人家播啊。早起来满天星斗，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，看一遍闭上眼睛，这故事怎么回事，哪是重点哪该删掉，心里都有了数，打开机器就录。

这些年下来，要说哪儿是家，真是个难题。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，公司事业也在北京，在北京工作16年了，北京就是我家呗。北京郊区，尤其怀柔那边，可玩的地方太多了，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，哪儿也不如北京好。

可人老了，就常想念老家。我76岁，也忙不了几年了，心里想着，最后还是得回家。我从鞍山出来，老家熟人多，亲戚多，没事串个门，叙叙旧。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，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？讲起过去的事儿，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。

这辈子最崇拜英雄，感叹人生就是熬

我要是不说书了，真不知道干什么去。评书是传统艺术，后继有没有人，是个问题。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，那些小县城里，说书人很多，只是还没什么名气。现在都讲究品牌，电台、电视台也一样，放单田芳的评书，听的人多，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。

最近两年我倡导“红色评书”，想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、建党九十年，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，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。这想法出来，好多人都支持，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，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。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，给我讲她的经历，讲她的父亲，我很受感动。关于贺龙的书很多，我翻了很多，整理出来，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，录了三百集《贺龙全传》。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，一直到受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，都录下来了。

2010年12月22日，单田芳接受新京报专访，提起过去，他的眼睛里泛着光。 孙纯霞 / 摄

从《三国》《隋唐》《大明英烈》，一直说到红色经典，书里有这么多英雄，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？这一辈子下来，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，扶困济危雪中送炭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，你就是英雄。

我现在写本自传，取名《言归正传》。说了一百多套评书，老是别人的故事，到这儿言归正传，说说自己。从日本人、国民党那年代过来，经历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走到今天，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，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，我觉得还是有益。动笔太累，我还是习惯说书，口述着录下来，让助理整理成文字，有30多万字。完了我一看，人生其实就一个字：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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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单田芳，这些故事你可能不知道     

整理报道｜新京报记者 吕婉婷

内容整合自单田芳先生回忆录《言归正传》 

成就

●用曲艺圈的行话来说，单田芳是“门里出身”，或者说是曲艺世家，他的祖父、父亲、母亲、伯父、叔叔、三个舅舅也都是搞曲艺的。而他的母亲王香桂是东三省有名的西河大鼓艺人，临产的那天还在台上说着《杨家将》，单田芳差点就降生在书台上。

●独特的嘶哑嗓音成了单田芳说书标志性的特点，业内称这嗓音为“云遮月”，唱戏的周信芳也是云遮月的嗓子。什么叫云遮月？云遮月就好像挺明亮的月亮叫云彩给遮上了，就是形容声音嘶哑，不透亮，还有点声，但不亮了。

单田芳全家福。图片出自《言归正传：单田芳说单田芳》/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提供。

●据说曾经有一位听众给单田芳写过一封信:“您的‘单’字，按繁体字(單)其中有7个‘口’字。‘田’字又是5个‘口’字组成，再加上您本人一张口，一个人就占了13张‘口’，难怪别人说不过您。”

●单田芳回忆起当年演出说书胜景，“因为那时候十年禁锢，一旦开放，评书那太受欢迎了。我也带着一支人马转战南北，出去演出。后来一看我们这种演出比那茶社的效益高得不成比例，茶社100多人，卖票还特别便宜，就那么一点收入。我们这个出去一趟收入多少钱哪，净走大剧场了，甚至有时候剧场装不下了在体育场，这一下就装上万人。现在是不好使了，那时候太缺娱乐了，老百姓特需要，我现在都纳闷，我说那阵儿就一个评书，一个人在那儿白话，怎么能上万人都去听？怎么可能的事呢？而且那些人都雷打不动，特别热烈。现在只能作历史和回忆了，再不可能出现那种现象了。”

爱好

●单田芳非常喜欢唱臧天朔的《朋友》，“这首歌很真诚、很有感染力”。

●他很喜欢写博客，“在博客中与网友交流感受，分享快乐”。

●他很喜欢红色，觉得红色很时尚，而且也有很多红色的衣服，“摄影师说我穿红衣服最上相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。”

●他经常关注韩剧和港台剧，这让他感觉耳目一新，还特别喜欢韩国演员张东健，“他的文雅举止和能说话的眼神都是演员功力深厚的体现”。

单田芳非常喜欢红色。

●他极为欣赏迈克尔·杰克逊，“迈克尔·杰克逊那一扭，扭得你神魂颠倒。他在欧洲（演唱会）现场一出现，嗷，昏过去一百多个，大部分是妇女，纷纷抬出会场。”谈到有关迈克尔·杰克逊的谣言真相大白，他非常高兴，“希望那些闲言碎语不是真事，因为对于那么一个大人物，这太埋汰了太有损形象了，终于水落石出，都是陷害。”

●单田芳还有一个被“逼”出来的爱好——写字，他风趣地说：“是因为总是有人想让我留下笔迹作为纪念，为了不至于太丢人，才被迫养成了练字的习惯。”但他笑谈自己的字体是“随性体”。“一把年纪了再拜师学字也没必要了，还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。”

●单田芳作息很有规律，他早晨5点就起床，他说这时他的精神最好。先沏杯花茶，开始静思一天要做的事，然后读书、吃早点，接着就是准备些评书段子，下午则几乎安排的都是外面活动。紧张忙碌的生活，让他无暇思考该怎样养生、保健，“顺其自然不强求”也就成了他的习惯用语。

单田芳在表演评书，图/视觉中国。

●单田芳非常喜欢喝花茶，其他茶则一概不沾，甚至某次有“拼命三郎”之称的导演张纪中买好机票邀请他一同到武夷山品大红袍，他都婉言谢绝。而多年前一次到南昌录评书，他还特意带了一斤好花茶以备不时之需，可主办方又约他补录了《三侠五义》、《薛家将》等节目，花茶喝完了，他到处去买也不见踪迹，只得临时以南方的大叶茶对付，“弄得很长时间嘴里都不是味，回北京后赶紧再换回花茶，感觉还是花茶香呀!”

●单田芳爱旅游，喜欢吃各地小吃，像天津狗不理、大麻花，南京夫子庙的香干、香豆等，“见了就流口水”。而最令他魂牵梦萦的则是东北的切糕、酸菜汤、大煎饼，“这些东西既实惠好吃，又有营养”。但他最发憷饭局，面对人情往复的推杯换盏，常感觉索然无味，每次硬着头皮挨到曲终人散，他便赶紧一溜烟儿往家跑，“回来找补点儿粥，就点儿炸馒头片，吃点儿老咸菜才算吃饱。”单田芳发憷饭局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怕喝酒，“一喝酒浑身就烧得慌，”据说他年轻时的一次出差，在火车上吃烧鸡喝啤酒后，“连汤带水”都吐了出来，从此他基本不再沾酒水。

●2012年冬天，单田芳带病在家中为某一档特别节目录制主持词，录制过程中，单老用慢悠悠的“评书体”评点当年的娱乐圈大事儿，言语轻松俏皮。但当说到“江南Style”时，单老却NG了好几遍。在终于通过后，单老自嘲说：“话说这英语发音拐弯太多，单某实在绕不过来。元芳，此事你怎么看？”

感悟

●单田芳曾说过：“说书有那么一句话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大丈夫不能犹豫不决，一旦看准这个事，就得下家伙。有四步我挺骄傲，都是果断地决定，而且毫不动摇。”

“第一就是我当时抛弃大学说了书，这条路走对了。我念了大学，不会像今天生活这么好，知名度这么高。”

“第二个，我全家被遣送到农村，受的那罪一言难尽。我要继续在那儿，我就得死。本来我很胆小，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冒着那么大风险我敢出走，当时的话就是逃跑了，你说那时候没有粮票怎么活着？没有钱怎么活着？顶着逃跑的罪名叫人抓住了怎么办？我这第二个决定是正确的，冒的风险值得。”

图为2012年单田芳在位于东四环的居住小区与爱犬遛弯。昨日新京报记者前往该小区探访，保安称这几年很少见单老下楼散步，其邻居也称入住来从未见过单老，离世的消息也是从新闻得知，表示非常痛心。

“第三个，我复出说完《隋唐演义》，全国家喻户晓，单位给我涨工资、分房子，又是鞍山市政协常委，又是先进工作者，那桂冠就都来了。就在那个时候我毅然作出决定，我得提前退休。不想干了。那时候很多同志都不理解，怎么不干了呢，正青云直上的时候啊，还有你这么好的吗？当时我看这个形势的发展，多少家电台请我录书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是单位的人。另外那时候我给他们出版的《三侠剑》、《童林传》，没有一套书不超过百万册的。咱们也不是什么上乘的文学作品，但老百姓渴望读这种故事书。所以有的出版社就说，我们把你包下来，你会多少，我们就出多少。你就住下来写吧，你写不过来，你就叨咕，我们找几个笔杆子给你记录下来，马上就出版，就这么快。可都跟我们单位顶牛。我不可能甩开膀子不管单位了上这块儿干去，我说熊掌和鱼不能兼得，所以权衡利弊，我不能干了，我提前退休。”

“再一个我退下来以后，1993年，北京电视台接我来录评书，新认识的一些朋友说你就在北京落户得了，凭你的知名度闯个天下不成问题。说成立个单田芳艺术公司得了，就弄评书，现在评书这么受欢迎。我回去动脑筋了，我一分析这形势，可能这是个好事。后来我就毅然做了决定:行!同意了。从那天开始，1994年，谈笑之间把这事拍板，过几天营业执照下来了，就开张了。你说这事情!所以我回过头再一看，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，一直保持到今天，我们这个公司运作得还不错。”

其实单田芳的公司经营并不太如意，卖录好的书、拍电视剧都不算成功，但是他说起来这些很云淡风轻:“我说算了，咱们哪，取短处放弃了长处，咱的本功就是说评书，结果去整电视剧，咱都是外行白帽子，又不懂得经销，打不开市场，这不是自己去找倒霉吗？干脆还回来干本行得了。走了很多弯路，碰碰碰，最后走顺了。”

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。采写：新京报记者  刘臻，滕朝，武云溥，吕婉婷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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